女皇的教室美靴

　　光影75年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题材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上映的电影《内蒙人民的胜利》不仅是新中国最早的故事片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民族题材电影。

　　从1949年到1966年，民族题材电影创作从国家叙事、边疆体验等方面入手，成功地将民族电影文化纳入国家的“一体化”叙事中。这一时期，涌现出如《冰山上的来客》《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农奴》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作品。

　　改革开放后，民族题材电影在艺术表现力和影响力方面持续提升，《阿凡提》《盗马贼》《悲情布鲁克》《红河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一批影片吸引了众多观众，并且在海内外的各大电影节上有所斩获。

　　近年来的民族题材电影则是“在其中”观察着各民族群体的生活变化。各族导演的身影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如西尔扎提·亚合甫、万玛才旦、松太加等；各族演员也越来越多地为广大观众熟知，如佟丽娅、迪丽热巴、热依扎等。

　　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以此为基础的民族题材电影也日渐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品格，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科普”。

　　从首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起，北京民族电影展成为电影节的相关单元。本届影展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最终20部民族题材电影入围，以“影话共同体”为主题开展各项活动，为民族题材影片搭建观摩、宣传、展示、交流的平台。参展电影不仅体现了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也凸显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一体。

　　讲述生活的“当下”

　　面对商业化的浪潮，民族题材电影在制作模式、叙事方式方面不断积极探索。

　　对于如何平衡好历史事实和艺术创作，电影《翦伯赞》的编剧周星林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策略。

　　《翦伯赞》是本次影展中唯一一部历史人物传记片。电影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潜心学术研究，同时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以学者身份秘密开展统战工作的故事。

　　“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地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观众很难产生‘新奇感’。”周星林说。因此，他在剧本创作中注重细节的把握，通过生动的场景和人物塑造，让历史故事更具感染力。

　　参展影片《情润天山》讲述了援疆医疗队救助边疆民族地区病人的故事。对于导演陶明喜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把一个主旋律电影拍得“不那么说教”，让老百姓喜闻乐见。陶明喜透露，在拍摄之前，团队多次深入到新疆克州，与当地人交流，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以此为基础进行创作，力求让故事更真实感人。

　　“民族题材电影最本质的属性仍然是电影，核心要义在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民族文化，不只是存在于深山老林，也不只是存在于古籍文献。”本届影展评审专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

　　要“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当代性”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题材电影创作者共同的关注重点之一。在这些影片中，民族题材电影不再是一种静态的、封闭性的生活展示，而是将生活叙事与时代进程、社会变化相契合，讲述生活的“当下”。

　　由金基德监制、许磊导演的电影《问山》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介绍了从古至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纳西族如今如何找到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影片在2023年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获得了“桐叶荣誉”。制片人何峰在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全球生态危机现实和公众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和期待，在我们的民族题材电影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生态观念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关注当下，使其以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全球化语境相结合，我们才能实现文化的交融对话。”

　　同样关注题材的“当代性”的影片还有《阿莫阿依》。电影聚焦在彝族少女7年求学之路，通过主人公对梦想的追求，展现彝族人民生活方式与传统教育观念的转变，诠释了“扶贫先扶教”的理念。

　　在电影之外

　　面对不断变化的现状，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逐渐变成一种开放性的、对话性的“共同体叙事”。

　　中国电影博物馆从常设展陈中提炼出“同心共筑光影同行——民族电影展览专线”，通过“民族地区电影事业”和“民族题材电影”两个部分，展现党和国家民族题材电影工作的突出成就。不少观众在参观展览时感慨，电影除了具有艺术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其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进程记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