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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效力已经有所下调、消费券的发放公平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并结合消费券已经产生的多方面的挤出情况，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消费券政策提出针对性优化对策建议。

　　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其后中央历次重要会议继续强调扩大国内需求和引导消费潜力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多方政策发力提振消费的效果比较显著，2023年全年经济增长中的消费贡献率达到82.5%，基于历史视角，与历年消费贡献率均值55%左右的水平相比，创下新高，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也达到4.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持续提振中的政策优化转型问题，尤其是如何看待具有短期拉动效应的消费券方式的使用？如何使引导鼓励消费的政策措施更为合理有效地发挥其效应？

　　今年以来，我们已观察到消费券发放开始出现了拉动效果不及之前的新情况，在此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观察分析，并试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建议。

　　思考一：消费券拉动消费效力还一如往昔么？

　　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消费券这种政府补贴商家联合促销的政策手段，主要是在应对特定冲击(如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时发挥短期刺激消费的效应比较明显，一旦进入中长期之后，这种效应会明显受到可支配收入等主导因素的限制，表现出政策效应的减弱。以我国中心城市群的餐饮消费券作为观察样本看，不难发现，在2020~2023年的时间区间内，餐饮消费券无论是直接拉动作用(消费券核销金额/消费券券面金额)，还是间接拉动作用(核销用户在当地所有消费/消费券核销金额)，均在2021年达到顶峰，而后出现效应的逐渐衰减。

　　疫情冲击下，社会上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有效需求活跃度均有所降低，消费券的拉动效应首先是对中等及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群体有显著的拉升作用，以后这个作用会随疫情压力减少而衰减。当下，我国已进入后疫情时代的平稳恢复期，消费券对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的群体而言，虽然省钱效应引导力仍较强，实际的拉动效应则步入偏弱阶段，同时，针对仍然可通过有效扩大可支配收入呈现良好消费拉动效应的低收入群体而言，消费券覆盖范围却不足或对位不准，从而导致消费券对消费的拉动效力普降。

　　从人群分野上来看，按照经济学规律并可以借助恩格尔系数等量值来观察，收入低群体消费倾向更高、投资倾向更低，因此消费券政策在短中期有效拉动效力的呈现，更多地出现在低收入群体，也会在某些消费层次上出现于中产阶层。而据我国当下相关信息，由于特定原因，消费券的使用群体实际上却很难落到低收入群体，只有少数城市明确提出了针对贫困群体发放的消费券，所以我国消费券在拉动低收入端个体消费的效力方面，呈现出持续性的普降局面。

　　可见，无论从消费券产生的普遍拉动效应方面来看，还是从消费券当前通过消费平台发放覆盖的人群结构方面来看，拉动效应已较之前有明显下降。

　　思考二：消费券的发放公平吗？

　　在消费券主要核销群体的需求侧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目前不同种类的消费券普惠性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老年人群体受到数字鸿沟的影响、低收入群体受到平台参与度低的影响，较难享受到消费券红利。目前消费券的发放渠道以线上为主，仅能覆盖网络用户。虽然我国互联网渗透率逐年提高，但老龄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整体网络参与度偏低，仅通过线上渠道发放消费券，老年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大都难以享受到消费券的政策红利。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处于全国收入排序最低20%、次低20%的家庭，其使用电子支付的比率分别为24.9%、35.1%，远低于其他收入水平家庭，电子消费券无疑给低收入群体享受消费补贴造成一定的技术门槛。

　　根据国内主要生活服务消费平台消费券发放情况观察，领券人群在年龄结构上与整体网民年龄结构存在较大差异。从领券人群看，对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群严重覆盖不足，消费券用户中的高收入人群占比明显高于全部用户，消费券用户在消费单价和消费频次方面显著高于全部平台用户。

　　另外，在消费券发放的供给方这一侧，规模较大、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从中受益较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中小企业端的市场，而那些没有开通线上渠道的实体商户也无法实质性参与其中。

　　各地发放的消费券以电子形式为主，需要通过手机App申领和使用。虽然大的平台流量大，消费券发放效果好，消费券的使用效率也比较高，但是大平台本来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果政府再赋予独家资源，或者将资源主要给予为数不多的若干家大企业，就可能加剧行业垄断，使中小企业和实体企业陷入不利地位，使这些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其市场份额被夺走，而使那些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原本较困难的企业，面临雪上加霜的局面。

　　可见，无论是从消费端观察，还是从平台端观察，消费券的发放目前都不能不直面已经出现的马太效应与公平性偏颇。

　　思考三：消费券会造成挤出吗？

　　消费券产生跨期替代效应可导致对消费者未来消费的挤出。消费券发放前后的用户消费对比发现，消费券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发券结束后会明显下降，也可以解释为消费券一定程度上是把消费者在下一周期的消费提前至发券周期，没有实质性创造新消费需求而只是完成了消费的跨期转移。

　　据此，消费券用户在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均和全量用户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消费券从覆盖人群上来看，更多起到了帮助有消费能力的用户省钱的马太效应式作用，而非拉动有意愿但没能力人群的扩大消费。消费券在发放对象上存在不公平因素。

　　根据平台用户调查问卷结果，对比各主要平台领取餐饮堂食消费券的用户在发券前、后周期与发券期间的餐饮堂食交易额变化情况，在扣除消费券券面金额后，发券期间餐饮消费支出较发券前周期提升的领券用户，占全部用户比例仅为52.5%，其余47.5%的用户实际支出并未提升，消费券对于这部分用户只起到了省钱的作用而并未扩大消费规模；消费券发券后一周期餐饮交易金额较发券周期中有提升的领券用户，占全部用户比例为32.4%，占比为67.4%的大部分用户的餐饮消费下降；对比消费券发券后一周期和前一周期的堂食交易变化情况，有58.1%领券用户在后一周期交易金额较前一周期实际下降。

　　此外，其实各个平台之间也存在消费券发放方面的相互挤出，很难形成总量层面整体效率的综合提升。地方消费券通过消费当期增加补贴的项目减少其他消费项目或消费平台上的支出，适用于特定平台的定向型消费券可能会对其他平台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即消费券更多为承接项目的平台起到引流拉新的作用，而相对减少了未承接消费券平台的市场份额，此消彼长之后并未起到在整体上扩大区域消费市场规模的作用。

　　几条可探寻的优化路径

　　针对消费券拉动消费的效力已经有所下调、消费券的发放公平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并结合消费券已经产生的多方面的挤出情况，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对我国消费券政策提出针对性优化对策建议。

　　首先，消费券的设计更宜积极考虑从一过性设计转向常态化设计，配合每年宏观经济重点工作，与相关政策形成一致性合力：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可以考虑有的放矢地发放，其他种类的消费券也宜结合实际效用而减少发放或不发放，避免挤占财政资金、收窄宏观调控空间。2024年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要求下，一方面考虑配合宏观消费政策更多转向大规模设备更新领域的生产性中间消费，在生活性最终消费逐步恢复正轨后，在生产性消费方面发挥更大效力；另一方面积极考虑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的二手经济消费端，通过以二手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强项的平台企业发行特定消费券来推动，配合相关补贴政策，辅助宏观层面更快推进以旧换新二手经济的成规模局面。

　　其次，消费券政策更宜从短期效应转向中长期效应追求，实现与其他消费拉动政策的有效转换。有鉴于从消费者行为角度看，消费券主要在短期内对消费边际倾向有一定激励效应，长期消费则受持续性收入限制，消费券发力空间将面临许多制约，可切实考虑推动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地将原有的存量消费券政策及其所占用的当地财政空间，转换为更加匹配当地消费促进工作的其他激励政策，而不是机械地延续原有消费券政策、低效率地交办给各个平台，挤占本就有限而珍贵的财政资金或流动性。

　　再次，针对消费券的发放，宜更多发挥普惠性平台(包括社会保障、商业银行、数字货币等)小体量、常态化的发放优势，切实有效地在一定时期针对性扩大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实际规模，拉升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提振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公平性角度和便利性角度看，在我国支付端平台经济覆盖率更高、技术更成熟的背景下，结合数字人民币推广和应用的基本诉求，通过数字人民币等交易平台发放消费券，有助于填补弥合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等与其他群体在消费平台上已形成的数字鸿沟，弱化消费券政策产生的马太效应。( 来源：第一财经)

　　(作者：贾康 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