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儿踩踏

　　“我们应该意识到，所有的职业都有危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堂职业健康选修课上，教授张敏对着学生们说道。走进这堂课的现场，会发现台下听课的“学生”大多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不同科室，而上完课后，这些医护人员将继续回到医院，或上急诊，或值夜班……

　　“职业健康”，是诸多科室中少有的专业交汇点。在不同的交汇线上，有长期高居我国职业病榜首的尘肺病，也有指向职业性皮肤病的接触性皮炎……而这些看似难有交集的疾病，正通过患者们身处的相似的职业环境，被串联在一起。

　　家装行业、珠宝抛光、义齿加工……多个行业面临“粉尘威胁”

　　今年的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22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时间回到2001年，我国首部职业病防治法正式通过。自此，职业病有了法律解释：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那时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正以8.7%的增速突飞猛进。另一边，尘肺病开始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

　　“截至2021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性尘肺病91.5万例。而职业性尘肺病中，近半数是煤工尘肺，这些病例主要出现在煤炭、建材、有色金属和冶金行业。”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农工党党员雷杰表示，由于我国有巨大的煤炭生产需求、全国煤矿接尘人员基数大，今天，尘肺病仍是我国“看得见”的“高发职业病”。

　　雷杰曾参与起草“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在调研中，他发现尘肺病的“高发”与行业中出现的新业态关系密切。

　　由于家装行业并非大众熟知的“粉尘环境”，雷杰清晰地记得，有位从事家装行业仅一两年的年轻人，大量吸入了粉尘而不自知，当发现病灶时，生命仅剩不到5年。

　　这也提示，“现在还要重点关注人造石材加工、义齿加工、珠宝抛光和水力压裂页岩气开采等新型的行业或工艺作业中，从业者患尘肺病的可能性”，雷杰提到。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粉尘威胁”，如何缓解粉尘给从业者带来的健康威胁？国际劳工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京协和医学院曾合作制定了《工作场所粉尘危害防控检查要点》。

　　这本指南的主编张敏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环境与职业健康系副主任，农工党中央乡村振兴发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秘书长。据她介绍，想要识别、预防、控制粉尘的职业危害，可以通过检查工作场所粉尘的游离二氧化硅和石棉的含量、浓度、分散度、致病性等32个检查要点进行判断。

　　新的“致病”因素有哪些？

　　与尘肺病一样，不少职业病都有漫长的潜伏期，如石棉间皮瘤，久站、久坐、身体过度屈伸都会造成肌肉骨骼疾病……就像张敏所说，所有的职业都有危害因素存在，让工作场所亮起“红灯”的，也不只有粉尘。

　　如今，一些行业存在加班现象，“从业者受到的精神压力、睡眠质量，也是需要关注的职业危害因素”，张敏说。“未来，新的职业病致病因素可能来自全新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雷杰认为，低剂量污染物数量的大幅增加，将使工作环境变得比以前更复杂，疾病与工作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将更加难以判定。

　　当从业者长期暴露在生物、化学、物理等因素中，这些可能诱发癌症和基因变化的职业危险因素更容易被忽视，“同时，这类疾病发病时间长，难以明确疾病与职业之间的因果关系，获得工伤赔偿的难度也较大”，雷杰补充道。

　　长期以来，“空气质量”是职业健康监护的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张敏建议：“未来还可以考虑用‘生物监测’，来检查劳动者对危害因素的实际接触水平。这种方式可以识别、评价并控制机体对危害因素的总接触量，检测结果更加全面。”

　　定期职业健康体检很重要

　　张敏认为，让医护人员关注职业隐患，是打造职业健康安全体系的重要一步，“目前，临床上，医护人员很少会考虑到患者病情与职业因素有关”。

　　一线的医护人员应该意识到职业健康的重要性，社会大众也该认识到：定期的职业健康体检是发现和识别职业病的重要途径。

　　“在煤矿、有色金属、机械、纺织、建材、家装等行业，都存在有粉尘、噪声、化学等职业危害因素，这些行业的劳动者要更加注意树立职业健康意识”，雷杰表示。

　　职业病向来被称作“不流血的工伤”，从业者普遍会遇到“难以自我发现病症、难以判断病症与职业环境的关联”这类难题。如果从业者想要具体识别职业病危害因素，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从业人员可以要求通过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公告栏和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等途径，保障个人的知情权。

　　当明确职业危害因素后，劳动者还需要定期接受职业健康体检，早期发现职业病的相关症状和体征的变化，通过早期筛查、早期预防，预防职业病的发生和进一步恶化。“第一次职业健康体检需要全面的检查，后续的体检内容只需追踪首次体检中特异性的指标，这样就可以大幅减少职业病的发病几率”，张敏说。

　　雷杰表示：“在职业病防治体系上，应考虑对职业病的鉴定、补偿做出政策调整，真正地为工人兜好健康的‘底’。”(完)(《中国新闻》报作者刘益伶报道)